许多关于中国或中国人的著作主要是由一群曾在中国短暂居留或访问的西方观察家撰写的，他们一般在中国逗留一两个月，或者一年左右，鲜有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书写极易流于肤浅，甚至失之偏颇。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撰写的。茹丝出生于北京近郊，父亲是一名北美公理会传教医师，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人健康和福利事业。茹丝从小就读于中文学校，掌握汉语甚至早于母语英语，在与中国人的长期相处与耳濡目染之下，她对中国人的心性颇为欣赏和熟悉，包括中国人重视优良的个人品德和社会声望，耐心且勤奋，敏感而保守，充满活力、适应性强以及聪敏好学。
9岁时，她和家人经历了一场逃亡，亲历了义和团对北京使馆区的围攻。为了躲避拳民，他们不得不在深夜悄悄从家中撤离。在英国公使馆被火攻的55天里，他们和其他外国人一起仅靠马肉和发霉的麦片勉强为生。
其后茹丝前往美国读大学，1911年从奥伯林学院毕业。在从事社会工作4年后，她又专修了护理课程，并在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下回到中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从事护理教育工作长达1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茹丝重返美国，主理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的护理学校，并同时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干事，成为护理教育的志愿者。我因此有幸与她结识，并发现她的杰出才能。随后，她被单独派遣前往中国提供医疗和救济服务。鉴于茹丝女士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和对工作的至诚投入，她被视为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引领者。
在结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任务后，茹丝被调至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工作。1945年至1950年期间，战火肆虐，由于懂中文和熟知中国习俗的天然优势，她被派遣至最需要的前线岗位，哪里需要她就去哪里，甚至深入中国西北腹地，并待了较长一段时间。如1949年，她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兰州待了整整一年。作为联合国下属的专业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贯的中立政策，作为该组织的派遣人员，茹丝无私地帮助了许多受难人员。
世界卫生组织于1950年结束在中国的任务派遣，茹丝转至缅甸担任护理顾问。1952年，她接受任命，负责主管美国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U.S. Trust Terri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①的护理教育工作，一直到1957年退休。
1958年6月，她的母校奥伯林学院授予她人文主义博士学位，以表彰她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国际卫生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应该尝试了解和理解中国人。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并欣赏中国人的优良品质时，中国人才会同样理解和欣赏我们，最后实现和平共处。
西方人很难意识到亚洲国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有多么巨大。在世界的一隅，有的人无论多么贫弱，都能找到公开宣泄痛苦的方式；而在世界的另一端，约莫20年前，成千上万的受难者却无从表达他们的苦难。在那些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人面前，在那些他们穷途末路时不得不求助的高利贷和当铺老板面前，他们那么无助。富人常常掠夺穷人以致富，而穷人只能在泥潭中绝望地越陷越深。
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到195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大陆的统一这一段时间，我和一群中国人一起住在那遥远的国度，接触的人群既有住在舒适区的上层人士，也有底层的社会失范者。我希望在此间的住所所能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亚洲国家中流离失所者的境遇，在本书所描绘的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在我们国家上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除了发生在中国西北部的个别事件，本回忆录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因此时间要素叙述的、那些事件的描述是建立在我多次访问的基础之上，因此时间要素变得无关紧要。
因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语言都十分熟悉，所以当时我活动的区域主要在中国内陆腹地，极少或根本没有其他西方人参与其中。共事的人与我分享他们的家园、食物、快乐和忧愁，我与他们感同身受。在一个内战爆发的国家里，与两边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均保持密切接触让我如履薄冰。然而双方亦深知，作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员，我秉持绝对中立的立场，即我只专注于专业范畴的事务，帮助解决当地健康卫生问题。尽管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了解到对方的一些情况和主张，但我极其谨慎，从不发表任何涉及政治观点的论述，也从不在一方面前诋毁另一方。只有保持中立，才有维持与双方合作的可能。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我原本在美国主理一所护理学校。随着局势的发展，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使命感，召唤我回到中国，回到曾共事的同事和教过的学生身边。因此，1945年，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组建一个医学教学团队援助中国的国民政府卫生部时，我有幸被选为团队的护理教育顾问，并欣然前往中国。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一批在远离主战场后方服务的医疗救助人员。同年7月，日军在逐步撤离。借助美国航空运输司令部（U.S. Air Transport Command）运载军事人员的飞机，我们团队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从印度基地越过驼峰航线抵达中国。在最后一批成员抵达重庆之前，日本广岛的一枚炸弹彻底改变了这一计划。
我碰巧是我们小组中最早到达中国的人之一，目睹了抗日战争结束时人们的欢呼雀跃。然而不幸的是，逐步恢复日常生活的欢愉如此之短暂，瞬间又幻灭了。从华盛顿特区启程的途中，我已听到有关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的传闻。
而第一次听到有关内战的消息是在卡萨布兰卡机场。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7月12日，我才刚离开美国不到24小时。一些从中缅印战区①返回美国的陆军女子兵团（WAC）制服袖子上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徽章后，询问我要去哪里。当知道我要去中国时，他们就目前中国的局势来看，我们的援助无济于事。在我能充分理解这句话的深义时，他们早已踏上归途。在开罗、卡拉奇和加尔各答中转时又又陆续遇到从中缅印战区撤离的士兵，也都带着类似的消极看法，而旅途中的忙碌使我无暇顾及这背后的因由。直到我越过驼峰航线，这个问题的答案才得以揭晓。
那次航行是在印度加尔各答机场起飞的。尽管几个月前，“驼峰航线”②上已无日本飞机出没，但鉴于地势险峻，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为每一位乘客配备了降落伞。一位年轻活泼的美国陆军中尉向我简要介绍了跳伞的要领。
“请想象一下，跳伞的纵身一跃与跳入游泳池无异，”他略带兴奋地说着，“你只要屏住呼吸，在拉开伞套前慢慢从一数到十，并确保不要被螺旋桨缠住。这就是跳伞的全部要领。”他一再保证。然而，他只字不提如何着陆，更没有提到着陆后如何生存。也许他早已料想我在着陆之前就会因为恐惧而阵亡，忙碌如他，无须浪费时间在无效的指导上。他匆匆吩咐人帮我准备好40磅重的降落伞，便转向指导下一位新手。
我原本希望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时能一睹它雄伟壮阔的真容，只有当我回头从身后的舷窗向外张望时，看到的却是厚厚的灰色云层。而那一次，我从舷窗的圆洞瞥见逶迤盘旋在远山的利多公路（后称史迪威公路）③。事实上我也无暇欣赏那穿越世界屋脊的风光，而把时间花在了与乘务员聊天。他是一个来自新奥尔良的男孩，满腹乡愁，飞行的疲惫使他神情略显紧张。但当他得知我最近在新奥尔良小住过一阵子后，便坐卧在我那笨重的降落伞上，当然他是在没有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和我轻松地聊起他的家乡……包括他住的地方，他和女孩约会的场所，能吃到纯正的冰起苏打水、买到最佳钓具用具的商店等。没多久，他也开始表现出对中国内战的消极情绪，一如我一路上遇到和交谈过的中缅印士兵们。
他说道：“在这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运送物资，以确保他们能够与日本作战。但他们没有用这些物资对付日本人，你知道他们如何处置这些物资吗？他们把它藏在山洞里，并打算在我们帮忙打败日本人后用来对付共产党。”
“根据我的判断，如无意外，这里肯定会发生内战，”他继续说道，“他们的枪口很快会对准自己的同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帮助他们自相残杀。”
他的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觉得这也许是危言耸听。然而，在短暂逗留昆明期间，遇到的官兵都向我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热门话题。昆明当时是美国向中国自由提供物资的唯一入口，他们是负责向中国人交接物资补给的一线人员，肯定知道当权者正在盘算什么。而我当时所想的是，当权者难道没有考虑到中国人在经历了长达14年的难苦后，在国共矛盾似乎一触即发时他们之间的停战协议难道已是一纸空文？一种不祥的预感悄然而至。
接下来发生的种种，印证了这一预感。在与全国各地的富绅和贫农的接触中，点滴迹象仿佛都指向一个必然的结果。点滴汇聚成溪流，涓涓溪流归入江河，条条江河注入大海，最后波浪滔天，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就是这样形成的。
中华民族素来以坚韧不拔、吃苦耐劳著称，但忍耐总是有限度的。民间有句俗话称：“民心失，朝纲坠。”①
看着越来越多老百姓对当权者失去信心，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一个新政权呼之欲出。
① 美国太平洋岛屿托管地，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安排，由美国所接收的被日本占据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部分岛屿。
② 本杰明·基泽（Benjamin H. Kizer，1878—1978）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特遣团负责人。
① ① 中缅印战区（Burma-India-China，BIC）是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对其在中国、缅甸、印度所部署的战区的称谓。在这一战区知名的部队包括飞虎队、驼峰航线上的运输和轰炸部队、建造中印公路的工程兵部队以及麦瑞尔突击队。
② ②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结束。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
① ① “史迪威公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合作修建的自印度利多经缅甸至中国昆明的国际军用战略公路，即中印公路。其中，印度利多经缅甸密支那至中国云南边境畹町的路段，称为“利多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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