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25日夜，朝鲜东海岸的寒风裹挟着咸涩的海水，拍打在冰冷的礁石上。45名身着黑色作战服的游击队员借着月色，悄无声息地划着橡皮艇靠近海岸，他们是CIA-JACK行动特别任务组（SMG）的首批突击队员。带队的海军中尉乔治·C·艾奇森三世紧握着望远镜，目光锁定两公里外的铁路桥——这是他们今夜的目标。当炸药被精准安放在桥墩连接处时，远处突然传来脚步声，15名朝鲜巡逻兵正循着痕迹逼近。“给舰队发信号，方位345，距离800码，急速火力覆盖！”艾奇森的低语在无线电中响起，几分钟后，美军舰炮的烈焰划破夜空，14名巡逻兵倒在血泊中，唯一的幸存者被押上橡皮艇。当队员们撤离至安全海域时，身后传来惊天巨响，铁路桥轰然坍塌，一辆恰巧驶过的 locomotive 脱轨侧翻，在晨光中化为一堆废铁。
这只是1951-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CIA-JACK（朝鲜联合咨询委员会）秘密行动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两年多的暗影战争，汇集了美军各军种的精英老兵与南朝鲜士兵，以简陋的装备、隐秘的战术，在朝鲜半岛的海岸线上书写了一段充满勇气、死亡与争议的历史。本文依据当事人回忆、解密档案及学术研究，完整还原JACK行动的来龙去脉，再现那些惊心动魄的作战瞬间。
1951年春，朝鲜战争陷入胶着。所谓的联合国军与朝鲜人民军在38线附近反复拉锯，而CIA在朝鲜的情报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此前1950-1951年尝试建立的陆上逃匿（E&E）走廊，旨在协助所谓的联合国军坠机空勤人员撤离并搜集情报，但该走廊因游击队被朝鲜人民军彻底歼灭而宣告失败，数百名CIA训练的游击队员和特工潜入北朝鲜后无一生还。
“我们严重低估了北朝鲜的社会凝聚力，”JACK行动副司令、陆军少校约翰·K·“杰克”·辛克莱布在战后采访中坦言，“那些被派往敌后的特工，要么刚落地就被举报，要么因缺乏补给而自生自灭。”但情报搜集与空勤救援的需求并未消失，远东司令部（FEC）和第八集团军（EUSA）迫切需要来自北朝鲜腹地的战术情报，以应对随时可能发起的攻势。
1951年4月中旬，CIA在日本东京做出关键决策：整合朝鲜境内的政策协调办公室（OPC，负责秘密行动）和特别行动办公室（OSO，负责情报搜集与间谍活动），成立首个联合秘密行动外勤任务组，以“朝鲜联合咨询委员会（JACK）”为掩护名，正式启动新一轮秘密行动。行动的核心目标仍为建立穿越朝鲜北部、靠近中朝边境“米格走廊”的游击型E&E走廊，但吸取此前教训，将行动重心从陆上转向海岸，计划通过海上渗透实施袭扰、情报搜集和空勤救援。
“尽管初期成果惨不忍睹，但我们别无选择，”辛克莱布在回忆录中写道，“敌后游击力量即便只存在几天，也能扰乱朝鲜军队的通讯线路，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只有持续派遣特工，我们才能获取北朝鲜的军事部署情报，而空勤人员救援的使命，我们不能放弃。”这一理念成为JACK行动延续的核心动因，即便在损失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行动仍未中断。
JACK行动初期，深入北朝鲜腹地的游击行动仍在继续，但收效甚微。OPC负责人、战略情报局（OSS）欧洲战场老兵汉斯·V·托夫特，以及他的副手、海军陆战队少校文森特·R·“荷兰人”·克莱默，逐渐意识到传统游击战术在北朝鲜的局限性。“深入腹地的游击队完全依赖空中补给，这等于向敌人暴露自己的位置，”克莱默在战后获得海军十字勋章的授勋词中提到，“我们需要一种更灵活、更隐蔽的作战方式。”
借鉴美军海军水下爆破队（UDT）和海军陆战队海岸袭扰的成功经验，克莱默提议组建一支专职负责海岸秘密袭扰和情报搜集的特别任务组（SMG）。这一建议得到批准后，为避免与其他游击队员和特工训练相互干扰，汉斯·托夫特在加德岛（Kadok-do）建立了专属训练基地，该岛位于巨济岛东北、釜山西南，地理位置偏僻，便于保密。初期训练则在龙岛（Yong-do）展开，这里曾是日本陆军基地，三面环海，安全性高，且靠近釜山港，便于物资补给。
SMG的核心训练团队堪称“精英云集”，均为美军各军种经验丰富的二战或韩战老兵：
- 陆军上尉希拉里·H·“亨特”·克劳福德二世，曾是OSS成员，拥有丰富的敌后作战经验；
- 陆军上士詹姆斯·C·“乔”·帕格内拉，第187空降团战斗队伞兵，参加过朝鲜战争两次战斗跳伞，是武器专家；
- 海军陆战队中尉托马斯·L·柯蒂斯，两栖侦察观察员，曾在OSS希腊和中国战场服役，精通徒手格斗和游击战术。
此外，还有一位特殊的“本土教官”——前朝鲜河盗吴帕克（Mr. Oh Pak），他被任命为参训队员名义上的军士长，负责管理韩国和不满北朝鲜政权的朝鲜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总计约一千人，成为SMG的核心作战力量。
“我们的训练强度远超常规部队，因为每一次行动都可能是单程票，”帕格内拉在2006年的采访中回忆道。为搭建符合实战需求的靶场，他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克劳福德上尉让我负责建靶场，我们需要一千英寸的校枪靶场和两百码的战斗射击靶场。我用酒和龙岛高射炮部队的上士换了日本手枪，再用这些手枪从工兵部队换来炸药和推土机，还顺便给他们建了一个一流的排球场。”龙岛三面环海的地理条件成为天然优势，“我们的班组武器靶场直接延伸到海里，只需注意进出釜山港的船只即可。”
- 帕格内拉上士教授各类武器使用，从手榴弹、地雷、饵雷，到M-1加兰德步枪、M-2卡宾枪、M-3冲锋枪、勃朗宁自动步枪（BAR）、轻重机枪、60毫米迫击炮和57毫米无后坐力反坦克炮，甚至包括苏制武器；
- 柯蒂斯中尉传授.45口径手枪的“本能射击”（OSS战术）、徒手格斗和游击战术；
- 此外，还包括急救、地图判读、巡逻和伏击技巧等课程，由克莱默少校和韩国陆军情报官韩哲民少校联合监督训练。
美军海军初期为SMG提供了关键的海上训练支持，而SMG的主要投送载具则是美军海军驱逐舰运输舰（APD），包括“霍勒斯·A·巴斯”号（APD-124）、“万塔克”号（APD-125）和“贝格尔”号（APD-127），这些舰艇可搭载4艘36英尺长的人员登陆艇（LCPR）或车辆人员登陆艇（LCVP），为海上渗透提供保障。
1952年1月，SMG的训练迎来实战检验。艾奇森中尉率领45名队员执行首次重要任务——摧毁北朝鲜一处铁路桥。“行动前我们进行了三周的专项演练，反复模拟登陆、爆破、撤离的每一个环节，”艾奇森在银星勋章的获奖报告中写道。1月25日夜，行动按计划展开，队员们乘坐LCPR登陆艇，在距离海岸500码处换乘橡皮艇，侦察游泳队员先上岸侦察，确认安全后发出信号。
“我们顺利安放了炸药，但就在准备撤离时，我发现了一支15人的朝鲜巡逻队，”艾奇森回忆道。危急时刻，他通过无线电精准引导海军舰炮火力，“我报出方位后，舰炮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落在敌人中间，14名敌人被当场击毙，剩下1人被我们俘虏。”随后，队员们从容安装雷管、启动引信，乘坐橡皮艇撤离，当他们被LCPR拖向APD舰艇时，身后传来炸药的巨响。次日天亮，侦察显示，铁路桥被炸毁，一辆恰巧经过的火车脱轨，被海军舰炮彻底摧毁。这次行动零损失完成任务，充分验证了SMG的作战能力。
首次实战的成功让JACK领导层意识到，海上力量是SMG行动的关键支撑。为提升隐蔽性和作战范围，CIA购置了两艘85英尺长的日式拖网渔船，命名为K-333和K-444，经过秘密改装后投入使用。这些船只被设计成“Q船”（伪装成民用船只的武装舰艇），外观与普通渔船无异，内部却暗藏玄机：
- 加装隐藏式武器架，配备.30口径轻机枪（船头两侧）和.50口径重机枪（船长驾驶舱后方）；
- 最高航速12节，巡航速度8-10节，续航能力满足朝鲜东海岸往返需求。
“这些船看起来就像普通的 fishing trawler，没人会想到它们是武装到牙齿的突击艇，”曾担任K-333舰长的托马斯·G·福斯迈尔上士回忆道。他原本是第82空降师侦察连士兵，为获得作战步兵徽章（CIB）重新入伍，却意外被分配到FEAF/TAG（CIA掩护机构），随后加入JACK行动。“我们在釜山港对船只进行改装，用黑市换来的物资加固船体，还特意保留了渔网和渔具，每次行动前都会假装捕鱼，迷惑朝鲜海岸警卫队。”
除了舰艇改装，JACK还建立了以元山港余岛（Yo-do）为核心的前沿基地。这座岛屿是元山港最大的岛屿，自1950年夏起就被用作特种作战基地，驻有韩国海军陆战队、英军皇家海军41突击队、美军空海军炮火联络连（ANGLICO）和韩国陆军特种情报部队。1951年初，CIA和韩国陆军将其改造为特工训练基地和行动发射场，远东空军第3空中救援中队在此部署了H-5西科斯基直升机，负责坠机空勤人员救援。
“余岛的优势无可替代，”福斯迈尔回忆道，“海军工兵扩建了旧日本机场，能起降C-45、C-46、C-47等机型，甚至航母上的螺旋桨飞机也能紧急降落。岛上有沙袋加固的食堂和宿舍，虽然我们大部分时间睡在K-333上，但 ashore用餐和补给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余岛还是441反情报团（CIC）SALAMANDER行动的东海岸基地，该行动通过渔船和舢板向北朝鲜投送特工，JACK的Q船可在此融入各类民用和辅助船只，极大提升了隐蔽性。
然而，余岛的环境也充满危险。朝鲜岸防部队部署了从重型迫击炮到155毫米榴弹炮的各类火炮，每天都对岛上和周边海域的联合国军船只进行炮击。“我们经常在炮击声中吃饭睡觉，”福斯迈尔说，“苏联提供的雷达火控系统让朝鲜岸炮的精准度大幅提升，所谓的联合国军的驱逐舰和扫雷舰每天都有伤亡，船只受损是家常便饭。”为应对风险，JACK队员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夜间不在岛上住宿，全部睡在船上；白天上岸仅在沙袋加固的区域活动，时刻保持警惕。
依托K-333、K-444两艘Q船和余岛基地，JACK的海上行动全面展开。船只的核心任务包括：
1. 救援所谓的联合国军坠机空勤人员，在北朝鲜东海岸巡逻，搜寻跳伞的飞行员；
2. 秘密投送和撤离JACK情报特工，利用夜间将特工送上北朝鲜海岸，或接应完成任务的特工；
4. 引导海军舰炮火力，识别北朝鲜海岸的军事目标，为所谓的联合国军驱逐舰提供目标指引。
“我们的行动大多在夜间进行，利用黑暗掩护接近海岸，”福斯迈尔回忆道，“每次投送特工前，我们都会与韩国情报部门协调，由他们安排当地渔民的舢板接应，特工换乘舢板后，我们会立即撤离，避免暴露。”但即便如此，危险仍无处不在，联合国军的封锁舰艇经常误判Q船的身份。
“每月的识别信号都会更换，白天我们挂 rice sacks 或玻璃球 fishing floats 作为标识，晚上用彩色信号灯和信号弹回应挑战，”福斯迈尔说，“但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所谓的联合国军的‘捕蝇者’巡逻驱逐舰会突然用探照灯照亮我们，那种亮度比好莱坞片场还亮。当我们转向回应挑战时，我能看到军舰上几乎所有的 guns 都对准了我们，那种感觉终身难忘。”即便被识别为友军，他们也常被命令驶离至5英里外的海域，若恰逢等待SMG队员撤离，队员们只能在冰冷的海水中长时间划橡皮艇返回。
1952年3月，SMG迎来首次全编制行动，目标是伏击北朝鲜卡车车队，抓捕司机并查明货物情况。行动由“万塔克”号（APD-125）提供支持，队员们按计划登陆并占据伏击位置，但整整一夜，没有任何 enemy vehicles 出现。“我们在寒冷的草丛中趴了8个小时，最后只能无功而返，队员们都很沮丧，”帕格内拉回忆道。几天后，SMG计划实施铁路破坏行动，但因海上风浪过大，登陆艇无法投放橡皮艇，行动被迫取消。
连续的挫折让克莱默少校倍感压力。“我们训练了这么久，却两次无功而返，”他在给JACK总部的报告中写道。在第二次行动取消时，他允许帕格内拉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向600码外的一处朝鲜防御碉堡开火，“我们发射了几发高爆弹，看到二次爆炸后才感觉好受些，至少没有白跑一趟。”
4月21日，SMG再次出击，这次行动由“霍勒斯·A·巴斯”号（APD-124）支持，核心任务是抓捕铁路工人，获取北朝鲜最新的身份证信息（北朝鲜经常更换身份证纸张颜色和印章），次要任务是摧毁一处靠近海岸的铁路桥或隧道。“目标区域没有港口和海湾，只有浅滩和暗礁，还有强劲的离岸流，”艾奇森回忆道。行动初期进展顺利，侦察游泳队员上岸侦察，但很快遭遇朝鲜海滩巡逻队，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朝鲜军队的火力很猛，我们的3名游击队员阵亡，最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的主要翻译千东贤（John Chun）也阵亡了，”艾奇森说。尽管队员们依托LCPR上的.30口径机枪提供掩护，成功撤离，但这次行动让SMG意识到，北朝鲜的海岸安保已大幅升级。9天后，SMG再次发起行动，帕格内拉训练的炮手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击中一辆火车，但火车迅速退入隧道逃脱；爆破小队成功炸毁一座铁路桥，抓捕3名北朝鲜平民。
与此同时，K-333船组也在执行危险任务。1952年6月，台风“黛娜”袭击朝鲜半岛，给JACK行动带来严重影响。“我们把K-333停泊在余岛的一个小海湾里，放下所有三个锚，发动机保持低速前进状态，整整36小时没有停歇，”福斯迈尔回忆道，“每当船尾触底，我们就加大油门后退，避免被台风推上岸。那三天三夜，我们几乎没合眼，船身摇晃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呕吐，真是一段可怕的经历。”台风导致联合国军空中行动停滞近10天，地面部队只能依靠火炮反击朝鲜军队的进攻。
1952年10月，JACK策划了一次高风险行动：抓捕在北朝鲜咸镜北道 Dok-jin-ri 与朝鲜军事领导人会面的俄罗斯军官。这次行动不再使用APD舰艇，而是由K-333和K-444将SMG队员运至余岛，再换乘驱逐舰护航舰“马什”号（DE-699）向北航行。“为了隐蔽，我们在余岛的海侧进行换乘，夜间行动，避免被朝鲜雷达发现，”福斯迈尔回忆道。
10月18日午夜过后，“马什”号通过雷达锁定登陆点，放下两艘摩托化鲸船（MWB），每艘鲸船拖曳4艘橡皮艇（RB-10），载着SMG队员向海岸进发。“我们在距离海岸600米处停下，等待侦察游泳队员的信号，”柯蒂斯中尉说。侦察队员用荧光棒发出“安全”信号后，队员们开始划橡皮艇上岸， flank security 和突击分队迅速占据阵地。
“根据叛逃者提供的情报，会面地点在两英里外的一个村庄，我们正准备向内陆推进，突然遭到猛烈的小武器火力袭击，”福斯迈尔回忆道。更糟的是，北方出现重机枪的曳光弹，SMG队员见状立即还击，“他们太渴望战斗了，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抓捕，不是交火。”激烈的枪声暴露了位置，朝鲜军队的增援迅速逼近。
“艾奇森中尉立即发射信号弹，下令紧急撤离，”福斯迈尔说。此时，多艘橡皮艇已被击中，艾奇森乘坐的鲸船螺旋桨被渔网缠住，无法移动。“我们的鲸船立即靠过去，把拖绳交给柯蒂斯中尉，然后掉头返回海滩，收集剩下的橡皮艇，其中两艘已经部分充气不足，”福斯迈尔回忆道。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队员们将伤员抬上橡皮艇，奋力向鲸船划去，“朝鲜军队的子弹在水面上激起一串串水花，我们能听到子弹穿过空气的呼啸声。”
最终，所有队员都成功撤离，无人阵亡，但多人受伤。“这次行动虽然没能抓到俄罗斯军官，但我们在绝境中完成了撤离，展现了SMG的战斗力，”辛克莱布少校在行动总结中写道。福斯迈尔因在行动中的英勇表现，被授予铜星勋章（带V字装置），以表彰他“在与武装敌人的军事行动中展现的英雄气概”。
1952年下半年，福斯迈尔和霍夫曼军士长在柯蒂斯中尉轮换回国后，独立指挥K-333执行了一次成功的伏击行动。“我们接到情报，有一支朝鲜车队将经过东海岸的一条公路，”福斯迈尔回忆道。SMG队员乘坐橡皮艇登陆，在公路两侧设置伏击阵地，用57毫米无后坐力炮瞄准车队的首尾车辆。
“当车队进入伏击圈，我们先击毁首车和尾车，堵住去路，然后发起攻击，”福斯迈尔说。朝鲜士兵猝不及防，迅速被击溃，队员们抓获了一名朝鲜中尉和数名士兵，“那个中尉一开始很嚣张，还想在甲板上抽烟，霍夫曼军士长把他扔进船舱，没收了他的皮帽，后来那顶帽子在冬天派上了大用场。”为避免被联合国军封锁舰艇误判，K-333船员向伏击地点发射机枪，作为识别信号，随后迅速撤离。
1952年夏，克莱默少校轮换回国，陆军上尉罗伯特·C·金斯顿接替他成为SMG顾问。金斯顿是第7步兵师的老兵，曾在1950年11月率部率先抵达鸭绿江，作战风格勇猛果断。“他是个‘hands on’的指挥官，凡事都要亲力亲为，”曾与他共事的海军军需官B·W·柯林斯回忆道。
金斯顿上任后，首先推动SMG基地从龙岛迁至束草里（Sok-cho-ri）。“龙岛离釜山太近，长期使用容易暴露，束草里靠近38线，离行动区域更近，且有天然良港，”金斯顿在采访中解释道。新基地的优势显著：靠近K-50简易机场，便于空中补给；海滩边有一片松林，便于隐蔽训练；一艘搁浅的加拿大巡洋舰成为爆破和钢铁切割训练的绝佳教具；更重要的是，通往基地的路上有一个麻风病殖民地，很少有人愿意靠近，保密性极强。
为建设新基地，金斯顿动用了CIA提供的威士忌和.38口径短管手枪，“我们用这些物资从美军战斗工兵那里换来建材和劳动力，很快就建起了带供暖的六边形帐篷营地，”他回忆道。新基地成为SMG的主要训练和集结点，配备了完整的武器库和补给设施，支持SMG在东海岸的各类行动。
金斯顿还强调海军舰炮火力的重要性，将其定为SMG海岸袭扰的固定支持手段。“驱逐舰在北朝鲜海岸执行警戒任务时，一直想摧毁穿梭于隧道之间的火车，我跟‘塞缪尔·N·穆尔’号（DD-747）的舰长说，‘我们帮你找到火车’，”金斯顿回忆道。他带领队员乘坐MWB鲸船，在一处隧道的南部入口附近潜伏，“火车在隧道里加速，驶出时会有火箱的闪光，还能听到声音。”几小时后，一列火车向南行驶，驱逐舰立即用5英寸舰炮开火，“火车被击中后发生大爆炸，舰长高兴得差点把船交给我指挥。”
1953年3月，为提升SMG的作战灵活性，金斯顿提议为队员进行空降训练。“我们需要具备空中投送能力，以便在更广泛的区域执行任务，”他说。CIA协调JACK航空部门提供了C-46突击运输机、降落伞和教官MSG梅里·克里斯马斯，训练在K-50机场展开。
“地面训练很简陋，我们用放在55加仑燃油桶上的木板作为跳伞着陆平台，用悬挂的降落伞 harness 演示空中转向和应急程序，”金斯顿回忆道。午餐后，队员们登上C-46运输机，进行机舱内训练，包括静态绳索连接、跳伞指令和应急处理。随后，实战跳伞开始，“当时东海岸的稻田还结着冰，我们没有一个人拒绝跳伞，也没有出现伤亡，”金斯顿说。就连LTC威廉·A·“里普”·罗伯逊也深受感染，“他太兴奋了，说‘该死的，我也来试试’，然后跟着我跳出了飞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跳伞。”
与此同时，JACK还尝试训练非正规力量——真道教（Chen-do Gyo）成员。这是一个激进的宗教组织，居住在元山港北部山区，自1928年起就反对日本统治，曾参与CIA早期的E&E走廊行动。“我们在塞班岛为40名真道教成员提供了六周的准军事训练，包括武器使用、游击战术和爆破，”福斯迈尔回忆道。但当这些成员得知停战在即，无法向朝鲜军队复仇时，士气2大幅低落。
“有一天下着冷雨，他们拒绝训练，开始喝酒，”福斯迈尔说。当晚，一名醉酒的线卡宾枪，扬言要杀死福斯迈尔，“约翰·布莱克中士及时夺下了枪，避免了悲剧。”这件事让福斯迈尔意识到，停战在即，继续训练这些缺乏纪律的非正规力量已无意义，他随即请求返回美军部队，准备回国。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也为JACK行动画上了句号。根据协定，所谓的联合国军被限制在38线以南活动，北朝鲜的快速巡逻艇开始在东海岸频繁巡逻，彻底阻断了SMG的两栖袭扰行动。“停战生效后，我们再也不能向北朝鲜境内投送队员或特工了，任何越过边境的行动都被视为违反协定，”辛克莱布回忆道。
敌后特工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没有了SMG的袭扰和牵制，朝鲜反情报部门得以集中力量搜捕特工，他们的生存时间从几周缩短到几天，”金斯顿说。游击型E&E走廊的梦想最终彻底破灭，自1951年JACK行动启动以来，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空勤人员撤离通道，仅有少数坠机飞行员被救援。
1953年8月，JACK总部正式关闭，SMG被解散，K-333和K-444两艘Q船被移交韩国情报部门，大部分美军军官和士官轮换回国或归建原部队。福斯迈尔上士在完成塞班岛训练任务后，返回美军，结束了他的朝鲜战争生涯；金斯顿后来晋升为将军，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首任指挥官；柯蒂斯中尉继续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凭借丰富的特种作战经验获得多项荣誉。
战后，CIA对JACK行动进行了全面评估，结果令人失望：JACK提供的大部分北朝鲜情报，来自朝鲜反情报部门的“伪造信息工厂”（papermills and fabrications），对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的决策几乎没有实际价值。“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却得到了大量虚假情报，这是最大的遗憾，”辛克莱布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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